民国大案——“临城劫车案”始末

　　
　　匪巢“抱犊崮”的由来

　　翻开1923年5月至7月的全国各著名报纸，就会发现“临城劫车案”和土匪首领孙美瑶的报道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热点。孙美瑶一伙盘踞的鲁南抱犊崮，在隋唐时代即是一风景点，但算不上名山，却因临城劫车案，突然出了名。抱犊崮原名君山，又称豹子谷，位于枣庄、临沂、费县、滕县四县之间，距枣庄35公里，为周围70多座山峰中最高的一座，海拔800余米（另有说法为1250余米），周围22.5公里，从山脚到山顶约4.5公里，山顶有平坦的良田400多亩。因山势险峻无法牵大牛上去耕田，只得拖着小牛犊攀沿开凿的小路而上，在山上将小牛养大了耕田，故此山名“抱犊崮”。这里就是当年土匪关押“洋票”的地方。

“临案”中和绑匪在一起的外籍人票李·所罗门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皖系军阀控制的北洋政府参加了协约国一方，派五万名华工到欧洲战场作后勤工作。大战结束后，协约国各国军队凯旋回国，而腐败的北洋政府，竟将五万名华工丢在欧洲不管不问，他们中的一小部分历经千难万苦才返回中国，因生计无着，来到抱犊崮成为土匪中重要的一支。这批人会工兵技术和设计工事，所以在抱犊崮山顶开凿成两大水池，以储蓄可供饮用的清水。

　　山顶大部是泥土平地，以往有关土匪在山顶凿洞居住的说法，缺乏根据。沿山顶走一周，未发现洞穴踪迹，而下到半山腰后，绕圆柱形山腰观察一圈，才发现山腰多处开凿了洞穴，据了解，就是那些会工兵技术的土匪挖凿的。据访问，正是当年土匪居住、储粮和关押“肉票”的处所，可利用洞上方的山顶控制洞口周围，确保洞穴安全。

　　据当地老乡说，当年土匪也在山顶搭建些草房、木房，一般“肉票”关押在山腰洞中，重要的“肉票”用绳索吊到山顶，关押在屋中。

　　“临案”劫持中外旅客200多名

　　20世纪20年代初，盘踞在抱犊崮上的土匪首领孙美瑶，生于1898年，山东峄县人，曾在皖系军阀张敬尧部任下级军官。张部在军阀混战中溃败后，孙美瑶与其兄长、族人转化为土匪。一般土匪出身于贫苦农家，而孙美瑶却出身于峄县富豪大户，兄弟5人，孙美瑶长兄孙美珠为大都督，为实际领袖。1922年7月美珠在一场劫案中被官兵击毙，美瑶继之，自称山东建国自治军第五路总司令。下分数十股，匪徒来源虽有附近少数贫苦农民和小股惯匪，但主要是军阀部队的溃兵、裁兵，通常称这些人为散兵游勇，他们已经过初步的军事训练，所以有与官兵作战的基本能力。由此可见北洋政府时期军阀混战与匪患遍地之关系密切。

抱犊崮近景

　　1923年春，北洋政府山东当局派兵三路围剿抱犊崮。孙美瑶部抵抗数月，难以解围，山上几乎弹尽粮绝，在军师郭其才建议下，决定以劫火车来摆脱困境。

　　5月6日凌晨，一辆由浦口开往天津的特别快车，经过临城（今薛城）之南的小站沙沟直驰临城车站而来，刚开过沙沟数分钟，由于土匪预先拆毁一段轨道，当司机察觉前方有险情时已来不及刹车。部分车厢已陷入轨外，倒覆在地。正当乘客一片混乱时，千余土匪一面开枪，一面登车抢掠。顿时列车内哭声、叫声响彻夜空。土匪们一面紧张地抢掠财物，一面用枪威逼着旅客快下车。这列车上有一批外国旅客，他们大多数人听不懂中国话，也未有过这种遭遇。英国旅客罗斯曼，愤怒地反抗，用茶壶向土匪掷去，当场遭土匪枪击身亡。另有华人乘客和路警各一名在混乱中身负重伤。上海《密勒氏评论报》记者、美国人鲍惠尔和法国人柏如比，自动将随身携带的手枪交出。匪徒得到两支新式手枪，如获至宝，喜出望外，对这两人特别优待，允许他们穿好衣服、鞋袜再下车，后来在官匪谈判中这两人成为中介人。其余外籍旅客，不分男女，只能从卧铺车中穿着睡衣、睡裙，光着脚，被赶下火车，在铁路附近的小河堤上集中。有几十名中外旅客和乘警，在夜色掩护下，潜入庄稼地幸运逃脱。其余200多名中外旅客都成为俘虏，被称为“肉票”。在这些“肉票”中有26名外国人，其中有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墨西哥、罗马尼亚人。在这些外籍人中最出名的要算上海《密勒氏评论报》记者、美国人鲍惠尔，他不仅曾作为谈判代表，而且写了三篇关于此案的纪实报道，其中《临城劫车被俘记》是外籍人所记录的关于临案的第一手资料。

　　当全体被劫持者集中在河堤上时，一名匪首提醒乘客，要保留好车票，以便按车厢等级交纳赎金。三等车，每人2000元，二等车每人1万元，头等车每人3万元，洋人每人5万元；遗失车票者，一律按头等车论。案发后交通总长吴毓麟于8日向内务部报告称“中外搭客被俘者，约百余人。”其实这是缩小的模糊数字。

　　千余名土匪，拿着抢到的财物，押着200多名中外旅客，沿着干涸的河谷向东行进，中外旅客在崎岖的道路上艰难地行走，外国女人有的还穿着高跟鞋，也有的旅客光着脚。土匪一再督促旅客“快走！”但仍然缓慢，土匪只得弄几块门板，将实在走不动的外国女人抬着走。

　　驻在韩庄和沙沟的两个连的官兵尾追而来，正在山中剿匪的官兵也迎头袭击，一时枪声响成一片。而被劫人质一面向官兵挥动白色衣物或布片，一面高呼“不要打！”官兵投鼠忌器，怕伤及洋人，只得停火，眼看着土匪挟持人质爬上山去，只得将此山包围起来。

　　临案发生后，孙美瑶曾发布一告示，其中说“吾同仁等素具爱国热忱，原不以抢架为本能，然值此无信用之政府，不正当之时代，不得不铤而走险，借以扬眉而吐气也……”表白他“占山为王”是不得已而为之，是官逼民反，才将他“逼上梁山”。

　　官匪谈判中的曲折

　　临城劫车案发生后，英、美、法、意、比五国公使于5月7、8日向北京政府提出抗议。9日，驻北京外国使团发表声明，限北京政府在三天内全部救出被劫外国人，逾期依日要求赔偿。北京政府下令严惩肇事地区的文武官员，并严令山东督军田中玉、省长熊炳琦火速救回被劫人质。

　　此时，孙美瑶释放了麦克法登、香德阁、奥尔德利奇、卡罗丽等外籍妇女和部分华籍人质，要她们转告政府当局：一、迅速撤退包围抱犊崮的军队，不得派兵进攻，否则杀害外国人质；二、要求改编为一旅，以孙为旅长，补充军火并发给军饷。

　　处于抱犊崮西南山区入口的要地枣庄，成为解决临案的指挥中心。交通部、外交部早已派员来此，随即到达者有山东督军田中玉、山东省长熊炳琦、交通总长吴毓麟、徐海镇守使陈调元、江苏交涉员温世珍等。另有几个熟悉黑社会的人物如北方帮会首领、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作为大总统曹锟的代表前来，被招安的匪首郭泰胜、丁宏荃等人，也应召而来。外国领事和驻华武官开来专车停在车站办公。为居间调停、接济人质衣食，并营救中国人质，北京、天津、上海商界代表也到枣庄组成“全国公团枣庄临时联合会”。一时“八方冠盖云集枣庄”。至于要员的随从、警卫、各报记者、人质家属，也纷至沓来，使枣庄人来人往热闹非凡。

　　当局早已派军队严密包围了抱犊崮，但不敢进攻。首先请当地有名望的士绅、帮会界的人物出面与土匪交涉。请出两人，一为滕县人，青帮“大”字辈的党金元；另一人是峄县人，青帮“大”字辈的李炳章，此人乃书香门第，官宦世家，人称“李大少爷”。这两人经官方一再恳求，才答应进山，他们二人的任务是接洽谈判渠道。

　　党、李两人上山后，受到土匪们的尊重，他们以乡里长辈身份为土匪们指点了“出路”。匪首们商量出两条谈判的先决条件：一、抱犊崮不撤围不谈；二、谈判要有洋人与本地士绅居间，以资保证。党、李二人返回枣庄后，立即向山东军务帮办郑立琦报告。外国领事和中国官员一致同意接受土匪的这两项条件，令围剿部队撤退至峨山口。

　　5月15日，田中玉、熊炳琦与匪方代表周天松在枣庄中兴煤矿公司举行第一次谈判。匪方提出：一、政府军解围撤回原防；二、收编孙军为一旅，以孙美瑶为旅长；三、补充军火。除第三条外，其余两条官方表示可以接受。议定外国人质分三批释放。双方签字时又根据匪方要求由外国人和地方士绅一同签字担保官方履行条约。

　　16日，田中玉下令政府军撤退，并委任孙美瑶为招抚司令，派人持委任令上山接洽。不料在匪方杆首会议上，有人怀疑官方缺乏诚意，怕交出洋人后遭残酷报复。也有人认为趁现在手中有洋“票”，奇货可居，不妨开价高些。于是当面撕掉委任令，推翻了昨天签订的和约，孙美瑶致函田中玉，自称山东建国自治军总司令，须在政府军撤回原防并接济孙方粮食后，再正式谈判。谈判进入“相持阶段”，在此过程中，匪方提出的条件越来越苛刻，如要求任命张敬尧为山东督军，改编匪军为两师等等，使谈判难以进行下去。21日，田中玉到北京向总统府报告，建议改抚为剿，内阁总理张绍曾也同意剿，准备派冯玉祥为剿匪督办。国务院下令直鲁豫皖各省抽调兵力前往临城增援，航空署派飞机到抱犊崮上空散发传单，加以威慑。

　　这时匪首们发现形势对他们不利，互相埋怨，为打破僵局，于25日派鲍惠尔宣誓下山，限24小时之内回山，并派匪兵两人为随从。鲍惠尔所带条件有三：一、发给六个月军饷；二、收编一万人；三、以张敬尧为山东督军。官方不予理睬。鲍惠尔如期回山。

　　26日，田中玉由北京回到枣庄，命令政府军加强合围，派飞机绕山飞行投下传单。

　　匪方惶惶不安，又派鲍惠尔下山，携带两个比较让步的条件：一、政府军解围撤退；二、收编以二旅为限。官方趁机要求：一、先释放西人三分之二；二、收编以有枪者为限。匪方只得应允。31日，谈判重新进行，双方协议：匪方释放全部人票，请官方入山点名，有枪者改编为政府军一个旅。官方承诺先发军装两千套，先发给匪方两个月饷。6月2日，陈调元随同孙美瑶上山办理孙部点验改编事宜。点验结果，匪军实数只有3000人，有枪者不足1200人。

　　6月12日正午，官方代表陈调元、温世珍和匪方代表孙美瑶、郭其才、周天松，在士绅、商会和外国代表见证下正式签约。总统府外籍顾问安特生和匪方大总管孙挂枝各出具一文，担保双方不悔约，并由地方士绅、商会代表签字。最后一批外籍人票8名全部释放，13日全部到达上海。27日，孙美瑶部正式改编为山东新编旅，孙美瑶为旅长，郭其才、周天松为团长，开赴指定驻防地郭里集。被俘华籍人票也一律释放。但临案引起的外交纠纷一直延续到10月间，16国驻华公使联合向北洋政府照会，要求惩办有关官员等，大有当年签订《辛丑条约》时的气焰，而北洋政府一再唯唯诺诺。

　　孙美瑶枣庄断头

　　孙美瑶部被招安后，引起山东、河南一带土匪以孙美瑶为“榜样”，设法绑架“洋票”，成为“临城第二”。声称要官府将其改编为一个师。

　　如此社会影响，引起社会舆论对北洋政府的谴责。

　　1923年底，孙美瑶旅的士兵与驻枣庄的第十八团吴可璋的部下发生冲突，虽经地方士绅出面调解，暂时平息，但孙部与吴部矛盾日趋尖锐。

　　枣庄驻军属于兖州镇守使管辖，临案发生后，原兖州镇守使何锋钰成为替罪羊被革职，由张培荣继任。张得知孙与吴的矛盾冲突后，匆匆赶来枣庄召见孙美瑶。张培荣也是一位江湖人物，孙已向张递过门生贴子，张以长辈口气批评孙说：“美瑶，你是个旅长、将官，与小小团长吵闹，不是让人家看笑话吗？”责备孙“太年轻！阅历浅！”

　　张培荣见孙美瑶仍有不平之色，又说：“过几天，我备桌酒席为你们和解，请各位绅商到场作陪。”张请孙同上烟榻，边吸鸦片边聊天。孙说自己最近得了只鹌鹑，能斗善咬。张说自己手下人员也有养鹌鹑的，自己也爱看斗鹌鹑，不妨有空拿来斗斗。两人谈得志趣相投。张于当天返回兖州。

　　不久，张培荣借枣庄中兴煤矿公司俱乐部设宴，向地方士绅、名流一一发去请柬，调解孙美瑶和吴可璋的矛盾。次日上午9时，客人们陆续前来。张培荣还特地通知孙美瑶，把那只鹌鹑带来与他的鹌鹑斗一斗为大家助兴。不一会儿，孙美瑶带着鹌鹑乘兴而来。到二门处，张的副官将孙的随从人员邀入二门内的客厅就座。孙美瑶一人大步跨向正厅，早有人大声传呼：“孙旅长驾到！”张带领士绅正要降阶相迎时，恰有一位便衣窜向前从孙腰间迅速抢过手枪。与此同时，另一便衣猛将一把石灰撒在孙的眼睛上，孙大喊一声“干什么？”一语未了，撒石灰的便衣顺手将孙的头往下一按，另一人手起刀落，将孙的头砍下来。全部动作如同迅雷不及掩耳。

　　此时，孙的随从人员已被解除武装，囚禁起来。张培荣事先为了使孙放松警惕，特将枣庄的军队外调，仅留一个营，而在杀孙的同时，又令外调部队返回枣庄郭里集附近包围了孙的部队。孙部下级军官和士兵群龙无首，一律缴械，由张给资遣散。但营长以上军官20余人被处死。唯有郭其才、周天松因当初积极主张接受招安，官方对此两人网开一面。他俩因遭到被遣散匪众忌恨，只得远离鲁南，携眷避往济南，后入陆军讲武堂学习。

　　张培荣杀孙美瑶后，将孙美瑶的头颅送到省城济南，由当局“验收”，后存放于省博物馆（在山水沟附近），成为该馆的一项展览品。可见张培荣杀孙乃奉上级指令而为。

　　孙美瑶被杀后，其兄孙美松收集残部流窜胶东，与当地土匪合伙，占领马耳山为地盘，组织机关形同官府，按户勒捐、绑票勒赎。北洋政府时期鲁省匪患不仅未根除，反而此伏彼起蔓延不断

    视频：临城劫车案上



   临城劫车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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