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星
阿星，乖乖的样子，无论如何也和我们心里凶狠的杀人犯联系不起来。
这个15岁开始即在深圳的“广西砍手党”团伙里做饭炒菜的小伙子，却从没参与过“砍手党”的任何一件作案。18岁开始，他便离开“砍手党”团伙，在工厂兢兢业业打工。本报今年1月20日刊登的《深圳“砍手党”来自小山村》曾记录过他的故事。
为了离“砍手党”老乡远点，阿星去了潮阳打工。7月8日，他所在的工厂主管辞退了他，但他没有学着“砍手党”去抢，而是一怒之下，把主管给刺杀了。
前（9）日下午6时许，一个来自北京的电话打破南方都市报深圳记者站的平静。《南方周末》记者傅剑锋(原本报深度记者)在电话中急切地告诉大家：“还记得深圳‘砍手党’报道里那个从不做坏事的阿星吗？他出事了。”
很多人都记得阿星。这个让傅剑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念念不忘的采访对象，曾经说自己深深担忧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也会去偷去抢。现在，一语成谶，7月8日那天，被辞工的阿星选择了杀人。
傅剑锋是在年初去广西“砍手党”老巢采访时认识“乖孩子”阿星的。与那些自小玩大，最终成为悍匪的同伴们显著不同的是，阿星15岁就开始为聚集在深圳的广西“砍手党”做饭，看他们砍人。但他从来都不愿加入他们。18岁以后，阿星先后在深圳、东莞、汕头等地打工，每日劳作不休，收入微薄，但他很珍惜，从来没犯过一件刑事案件。
7月8日晚9时许，杀了人的阿星来到深圳宝安公明镇。他打电话给傅剑锋：“希望能在南方都市报记者的陪同下去警方自首”。
浑身散发血腥气味的“乖孩子”
由于傅剑锋此时身在北京，便帮他联系上本报深圳记者站。阿星在电话里告诉大家：他将一直守在公明广场旁的一间公用电话亭，希望记者两个小时内从市区赶到公明，否则，他就会学“砍手党”的人，去杀人抢劫，然后逃到越南去。
本报记者决定出行，嘱他等着一起吃晚饭。出于谨慎的考虑，大家决定留下一人在派出所跟警方联系。另四人去了公明广场。晚9时左右，大家在公明广场一家小旅馆的公用电话亭找到了阿星。
面前的阿星个子很高，瘦瘦的，有点长的头发。棱角分明的脸笑笑的，像个孩子。一件黑色的花衬衫，瘦裤子，一双不太合脚充满污垢的皮鞋。他，手里紧卷着一份《南方都市报》，乖乖的样子，配合的表情，无论如何，也和我们心里凶狠的杀人犯联系不起来。
“见到你们，我很踏实。”阿星和我们一一握手。之后指着自己的衬衣说：“还飘着血腥的味道”。两天没进食的他，很想找个地方坐下来先吃点东西。
提起杀人，他冷静、微笑
我们去了附近一家咖啡厅。尽管阿星很饿，但面对食谱，却不知道点什么好，“我没进过咖啡厅，也不知道这里有什么好吃的。只想吃点米粉。我们老家的米粉可好吃。”记者点了一桌子菜，大家也都很饿了，但一行人似乎谁也吃不下去。
接下来两个小时，他很冷静地告诉了我们杀 人的经过。其间，总是情不自禁地撩着有些长的头发，不时露出笑容，如同在讲述别人的故事。
阿星说，他杀的是他打工工厂--潮阳市峡山镇南里村一家织袋厂的主管。因为老乡家摆满月酒，他喝多了旷了一天工，被主管开除了，又扣了他的工资不给(打工四个月挣了2000多元，可是工厂只发给他600元)。8日晚上9时许，他在宿舍收拾衣服准备离开，主管来了，骂了很难听的话。一气之下，他接连操起宿舍里的4把刀，分别砍在了主管的脖子上。杀死主管后，他搜走了主管身上的400元现金。
之后，阿星说自己约了从北京赶到潮阳采访“砍手党黑幕”的《中国青年报》记者，与之说说笑笑了一个多小时。据《中国青年报》的记者事后回忆，聊天时阿星总是张望着外面，“当时怀疑他肯定有事，但他却不透露，只说过两天就会知道”。
随即，阿星连夜逃出潮阳，在普宁市汽车站睡了一晚上，于9日上午10点坐汽车赶到深圳宝安公明。“我的父母都在公明打工，但我最后没有选择去见他们，选择了打电话给傅剑锋。”阿星说，在比较熟悉的记者的陪同下去自首，心里会更塌实些。
“一不小心，我和他们一样了”
“我一直想要挣扎着跟那些老乡朋友(砍手党)的人不一样，不去抢劫，可是最后，一个不小心，我还是跟他们一样了。”阿星说，他15岁出来打工，从来都需要忍耐老板傲慢的眼光和苛刻的条件，他永远都不属于这个城市。
在记者的说服下，阿星放弃了明天再去自首的念头。但他提出，不想去公明派出所自首，因为自己的父母在。记者随后拨打了110，接警人员建议，记者带阿星回南方都市报深圳记者站，然后由记者站所在的辖区派出所接受阿星的自首。
的士进了南头关，在深圳边缘生活了许久的阿星望着车外感叹：“这是我第一次到深圳市内来，也是最后一次。” 7月10日1时许，当出租车在南方都市报深圳记者站门口停下后，阿星向我们提了唯一的要求：洗头。
双腿发抖，但不“后悔”
在洗手间洗了20分钟头的阿星躺在记者站办公室沙发上，抽了一口烟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阿星说，他从深圳公明到汕头潮阳打工，就是为了挣脱“不良”老乡的影响，但汕头的老乡也很多，他砍人的刀就是一位厂中的老乡买来放在宿舍中，准备抢劫用的。
夜越来越深，一名记者准备回家，此时，一直很镇定的阿星忽然惶恐地抓住她的手：“姐姐，你就不能陪我吗？”记者哭了。因为他一直不像杀人犯，我们的潜意识里，不相信这个孩子杀了人。
1时35分，园岭派出所3名民警来到本报深圳新闻部办公室，阿星让民警带他走。派出所里，记者注意到一直说自己“不后悔”的阿星腿在发抖。
在被送进羁押室前，阿星让记者以后看望他时，给他带几本武侠小说，随后又改口说，“带几本爱情小说也可以”。
今年20岁的阿星，身高足有1.8米，长得很帅气，但依然单身，没有经历过爱情的甜蜜，“想谈一次，但很怕人家不喜欢我们这样的人。”阿星笑着说。
我好像 逃不开这个网”
我觉得城里人就是那个高楼，高到天上去了，我们在下面仰望，看得帽子都掉下来了，都看不到人家。 拿刀时已经不清醒了
记：阿星，想起昨晚的事，感觉是什么？
阿星：我现在也不知道当时怎么了，如果当时有人进去，如果当时第三个人在场，我应该不会那 么做。
记：人生没有如果的。
阿星：所以我不后悔。因为没有后悔药可以吃。
记：你真那么恨他吗？
阿星：其实也不是，他虽然对人脾气很大，经常骂我们，可是基本上都是他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在(厂)里面属于做得很好的。
记：你是很凶、很容易生气的人吗？
阿星：不是，你可以去问所有认识我的人，他们都说我脾气很好，从来不怎么生气的。他们绝对不会相信我做了这样的事情。可能当时就是觉得很绝望，工作又没有了，以后又要去找工，又不给我钱，还要骂我，我应该是失去了理智吧。
记：每个人都会碰到让自己愤怒的人，可是我们不能也不会一时冲动就去杀人，你为什么就忍不住了呢？
阿星：我不敢告诉弟弟，他和那些老乡肯定会说我的，连一个工作都做不下去。
记：你应该很明白你这么做的后果。
阿星：那时候气在头上，我就砍他，砍得不重，他就反抗，喊，我就本能地想不要他喊，要砍死他。
记：你现在想想，你那时候凶狠不凶狠？
阿星：可能是世界上最凶的吧。拿起刀时，我已经不清醒了。
记：你为什么不想回家看看？
阿星：我怕他们哭。我这辈子不能看到女人哭。我不想让他们难过。妈妈如果知道了，肯定不会让我自首，会给我钱，让我逃走。
记：你不想逃？
阿星：一人做事一人当，就算逃到越南，一辈子都不能回来，又有什么意思呢？我今天逃得已经觉得累得走不动了。
记：你还是心里放不下他们，是吗？
阿星：我想让你明天给我老爸打个电话，让他照顾我弟弟，不要让我弟弟走上这条路。
记者：你在很多地方打过工，是吗？
阿星：是的，2000年出来，在公明，东莞，汕头。
记：你那时候，15岁。 阿星：对，我没有身份证，经常被收容带走。
穷可以忍，只要别人对我好点
记：都是在什么样的工厂打工？
阿星：织带，织带，全部是织带。我所有的工作 都是织带！刚开始是一个月三四百，现在每月可以挣七八百块吧。
记：你们村里的年轻人都是在外面打工吗？
阿星：都在外面。
记：因为穷？
阿星：因为穷。
记：阿星，你觉得穷困真的很难让人忍受吗？
阿星：也不是很难。还是挺好的。我觉得难忍的倒不是穷。
记：那是什么？
阿星：只要别人对我好一点就没事。在家里就比较好，每个人都是很好的。
记：因为大家都穷得平等，是吗？
阿星：对。
记：出来就不是？你指的谁会看不起你？
阿星：有的时候是老板，有的时候是城里的人，有的时候是我们那里的人(老乡)。
那些老板会对我们很傲慢，看不起我们；比如我只是希望每个月能够有一天假期，我来了四个月没有休息过一天，旷工旷了一天，就被开除了。如果每天不是工作12小时，一个月能够休息一天，我想我不会走这条路。
记：看到城里人，你会觉得自卑？
阿星：我觉得城里人就是那个高楼，高到天上去了，我们在下面仰望，看得帽子都掉下来了，都看不到人家。 记：你喜欢城市吗？
阿星：这个感情很复杂，喜欢也不喜欢，城市不是属于我们的。我们距离它太遥远了。
记：你会埋怨这个出身的不平等吗？
阿星：这倒没有，反正你出生在哪里就在哪里了。
记：你还是有点埋怨，你埋怨什么呢？
阿星：我觉得我们那里教育不行，教育好了就不会这样了。 理解他们，因为太穷了
记：那老乡呢，为什么看不起你？
阿星：那些抢钱的老乡，会觉得我这样打工只赚几百块钱是没有出息。
记：你会受到他们话的影响吗？
阿星：我们那里做这个事情(抢劫)的人太多了，没有几个是正当的。
记：你为什么不认识几个正当的？
阿星：因为身边没有几个不做的。
记：你想过有一天你自己会跟他们一样吗？
阿星：想是想过，我能这么久不去跟他们一样去做，已经挺难的了。以前我也是帮他们煮饭的，他们其实对我挺好的。有钱就请我们吃饭。我很想远离他们，所以我父母也要我去汕头打工，不跟他们住在一起，可是那边，我老乡也多起来了。
记：这次被辞了工，你也打算去抢了，对不对？
阿星：可能吧。如果尽快找到工作就不会去抢，如果找不到就可能。
记：你觉得你自己做这件事情，与其他抢劫的老乡对你的影响有没有关系？
阿星：肯定有。
记：这个影响是什么？
阿星：我看惯了他们砍人。
记：你能理解他们去抢劫甚至砍人的做法吗？
阿星：我能。做工做一辈子也赚不到什么钱。如果他们把刀架到你脖子上的时候，你不要反抗，把东西给他们就好了，要是反抗，可能就会被砍掉手。
记：你刚开始看到他们行凶砍人的时候，觉得害怕吗？
阿星：刚开始就害怕，他们砍人的时候很凶，可是不是每件事都凶，不对我凶，慢慢的，就不怕了。
- 厂方说法
“我待他不错 他怎么这么冲动”
工厂老板惋惜失足员工，医院证实伤者当场死亡
汕头市南里村的则凯织袋厂直到昨日下午仍未复工。郑老板说，经历如此大的变故，他感觉很累，想关掉这家小工厂。
曾目击凶杀现场的村民和则凯厂的一名工人，还记得当时的情景：
7月7日晚上9点多，已经辞工离厂的阿星回到了则凯厂，想从主管阿章处取回他的身份证。“我们知道他们两个人不和。”这名熟知内情的职工说，阿星性格比较怪，经常因为工作不到位而挨主管骂，而阿星这次搞到要辞职离厂，他认为也和主管坚持要炒人有关。
阿星和阿章一前一后走进了临街的工厂宿舍时，恰好被一名路过的建筑工人看见，“两个人进门后铁门就关起来了，也没有听见里面有什么正常的响动。”10多分钟后，铁门被打开，阿星一个人走出宿舍，朝出村的方向走去。“他步伐正常，表情看不清但身形和动作一点都不紧张。”村民惊讶地说，直到昨天，他才知道阿星当晚离开，是在杀完人之后。
“我最早发现宿舍有人被捅了，打急救电话的也是我！”郑老板十分不愿意地回忆道，他看见阿章躺在地上，房间里没有其他人，但对于屋内的细节情况，他始终不愿提起。曾经探头进屋瞄了一眼的村民说，当时阿章躺在血泊中，好像伤口在脖子处。
潮南人民医院当夜有派出急救车赶往现场救人，据当晚跟车的急诊科医生说，他们出动的时间已经够快了，但是伤者身中致命伤，“我们赶到时他已经没救了，伤口在脖子处，应该是血管被割断了。”
潮南公安分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民警说，他们当晚就成立了专案组来负责侦破该起命案，而就在当晚，专案组就已经初步掌握了嫌疑人逃窜的线索和路线，到7月8日，数名当地的民警也已经跟着阿星的足迹，一路跟踪到了深圳市，这名民警说：“幸亏他自首及时，因为民警已经掌握了他的行踪，如果是抓逃给抓到了，就没有现在宽大处理的可能了。”
记者与潮南公安分局一名办公室郑姓主任取得联系，希望能采访到办案民警，但对方表示目前案子仍在调查当中，还不能对外披露，但郑主任肯定地答复说，该案已经处理得差不多了。
阿星是怎样的一个人？一个天生的杀人犯，或是一个不小心犯了大错的孩子？在父母、在记者眼中，有他们的阿星。
他从小就懂事，我们很放心”
阿星父母说现在最后悔儿子找“坏老乡”玩时没有及时阻止他
讲述人：阿星父母。13年前，阿星7岁时，阿星的父亲李国庆(化名)来深圳公明打工，10年前，阿星的母亲也来深圳打工
“我们父妻俩来这边辛苦打工，就是想让阿星和他弟弟过上好日子！”昨日李国庆接 受采访时说。获悉阿星(化名)发案后，这样的好日子被彻底击毁了。案发当晚，李国庆接到了阿星老乡的电话，老乡在电话中告诉他，阿星行凶后逃跑了，其弟弟也因帮助哥哥逃跑被拘留。
担心阿星辍学后变坏，接他到公明
2001年下半年，村里很多孩子因为家里穷辍学了，辍学后的孩子经常赌博、打架
“他从小就是一个安分、懂事的孩子，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来？”李国庆不相信性情温和，从小就没和别人打过架的大儿子杀了人。
李国庆说，1985年10月，阿星出生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天等县上映乡温江村山岱屯，那里远离县城，村里的人很穷。那时，阿星的三个姑姑还未出嫁，家里人手多，种植了很多庄稼，还有一些水产养殖，“村民们还在住泥巴房时，我们家就建了砖瓦房，家里生活很殷实”。
阿星生下来时，不像其他小孩那样爱哭，他喜欢笑，加上小家伙长得很帅，屯里的人都喜欢抱他。7岁时，阿星被送进了家对面的小学，小阿星在学校里表现不错，“老师偶尔会表扬他，说他从不和同学打架”。
阿星读三年级时，母亲到深圳公明打工去了，家里农活的重担一下子就落到了阿星的肩膀上。“他做得很好，是个小大人，让我们很放心。”阿星的母亲回忆说，每天放学后，小阿星不仅帮助年迈的爷爷奶奶做家务，农忙季节时，还帮忙用牛车运送化肥到田里，水稻收割时，亲自下田收割稻谷，“我和他爸上班很少有假，他让我们不要回去帮忙。”“他是个很小就懂事的孩子，我们对他很放心，也很欣慰。”
但由于阿星的成绩不好，读了初一后就不愿意读书了。2001年下半年，村里很多孩子因为家里穷辍学了，辍学后的孩子经常赌博、打架，阿星的父母担心他受影响变坏，就把15岁的他接到了公明。
怕受责怪，阿星躲了四五个月 阿星自首时说，和“砍手党”待在一起时，“没和他们一起做坏事，只是给他们煮饭”。
在公明一家橡根厂分厂上班的阿星父亲，将阿星介绍进了橡根厂总厂上班。每天上11个小时班，工资每月四五百元。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年半后，阿星告诉父母，在工厂上班工资太低，要求换一个地方。不久，经老乡介绍，阿星进入了父母所在的橡根分厂，该厂的工作时间一样每天都是11个小时，但收入却有七八百元，且包吃住。
阿星在分厂工作一年后，与他同在一个车间上班的姑父杨先生发现，阿星开始不安分工作，时常请假出厂。杨先生说，他打听到阿星去找在公明混的同学、朋友和老乡，“这些人要么是因为没有文化或是身份证找不到工作，要么是嫌工厂上班辛苦不愿上班，而在外面以抢劫为生”。
他找到了阿星责骂他，并劝导他离开这些“坏同学”、“坏朋友”、“坏老乡”，阿星没有吱声。
阿星的父亲听说后到处找阿星，“但他可能怕我们怪他，他就一直在外面躲着，彻夜不归，虽然他就在公明，但我们却不容易找到他”。等到他和妻子上班后，阿星才悄悄地“潜”回住处，和姐姐、弟弟相聚。
阿星躲父母大约有四五个月，这段时间的阿星怎么过的？昨日，阿星自首时说，那段时间他都和“砍手党”待在一起，“但我不和他们一起做坏事，只是给他们煮饭”。“砍手党”成员抢劫获得战利品后，都会带上他出去吃喝和唱歌，“有时他们还会跟我讲行凶的情节”。
四五个月后，阿星的父亲通过老乡，终于找回了阿星，父母的责骂让阿星清醒了起来。去年下半年，阿星的父亲通过在汕头潮南的老乡，将阿星安排进了一家织袋厂工作。不久，阿星辍学的弟弟也被安排进这家工厂。
李国庆说，几天前大儿子的师傅还给他打过电话，“他说阿星很安分，是一个懂事的孩子，让我放心”。
但前晚，汕头老乡告诉他阿星出事后，“我以为自己听错了，整个人都站立不住”。他赶往工厂准备将“噩耗”告诉妻子，“宿舍到工厂不到一公里的路我却走了大半个小时”。 获悉儿子出事以后，李国庆和妻子一直没有合眼，李国庆的妻子整日以泪洗面。李国庆的妻子说，她与丈夫打工存了8万元钱，两年前跟亲戚借了两万元，在村里建了唯一的一栋两层小楼，“那是我和丈夫建给他兄弟俩结婚用的，村里的人都羡慕的不得了”。“现在我们夫妻俩感觉主心骨都被抽掉了，生活忽然没有了任何意义……”李国庆的妻子哽咽着说。
“我现在最后悔，他请假跑出去和那些‘坏老乡’玩时，我们没有及时阻止他！”李国庆分析说，“他的冲动还可能与他和‘坏老乡’相处时，被影响了有关。”
讲述人：傅剑锋(原南方都市报记者，现南方周末记者)今年1月因为深入砍手党的家乡广西天等县上映乡温江村采访，认识了当时在家乡养病的阿星
他们的苦难，也是我们的
我和阿星因为采访砍手党而认识，他当时在老家养身体，给我的感觉是，这是个善良的人。但是他当时说的一些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他说：也许有一天，我被老板辞了工，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也许我也会去抢的。当时他说这话的时候，神情非常认真，曾经让我久久难忘并写到了稿子里。后来他和我保持着联系，我一直试图帮助他，就是因为我看到他处境的危险和他内心的挣扎。在和他交往的过程中，我不是一个记者，我是把自己当作一个负责任的人来看。作为阿星，在砍手党群体包围里长大的他，如果没有一份正常的合理的工作，是非常危险的。没想到，当初的话真的应验了。我给他找过工作，可是我的能力有限，没能帮到他太大的忙。到最后，我仍然没有阻止悲剧的发生。到现在，我都觉得内疚。
阿星的悲剧，我非常难过。我想表达两点意见：阿星不是天生的犯罪人，而是他生存的环境改变了他。这几个月，我看到了他的挣扎和心理历程。对这么一个人，我们无能为力，当然他的悲剧也不是说是某一个人的责任，而是我们的社会的责任。他们的苦难不是他们个人的，也是我们的。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关心他们，因为他们得不到关怀的时候，可能就会去伤害别人，你不去关心他的时候，某一天他的痛苦就会延续到你身上。
第二点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那就是我觉得道德伦理高于报道本身。我接到他的电话的时候，他的情绪非常不稳定，如果不稳定他并劝他自首，后果不堪设想。因为我已经离开南方都市报，如果我不告诉都市报，先去稳住他，自己再过来，可能我会做一个大新闻，可是我第一个想到的还是通知南方都市报的同行，赶紧去稳住他陪同他自首。我想，这个时候，我首要做的是负起一个人的责任。
我们父妻俩来这边辛苦打工，就是想让阿星和他弟弟过上好日子！ --阿星父母
他们得不到关怀的时候，可能就会去伤害别人，你不去关心他，某一天他的痛苦就会延续到你身上。-
昨（11）日本报报道了打工仔阿星5年来一直努力挣扎不加入“砍手党”却杀了人，他和那些砍手党们都来自贫穷的乡村，说起杀人阿星很冷静甚至微笑，他说已经看惯了同伴的行为，他说，“一不小心，我和他们一样了”。2003年下半年至2004年上半年，深圳“砍手党”曾在公明猖獗一时。该团伙三名核心头目因拒捕相继被击毙后，“砍手党”开始散伙，今年以来，公明区域的犯罪率因此陡然下降了50%。“砍手党”是如何形成的？他们为何走上犯罪的道路？他们的现状如何？记者就此进行了再调查。
不争气的小老乡去“犯事”
13年前，阿星的父亲李国亲就来到了深圳打工，“我算是较早一批来深圳打工的广西天等县上映乡人。”阿星的父亲说，他们大多在公明、松岗、沙井一带打工，“公明更集中一些，因为这样大家可以相互照应”。
阿星在公明打工的姑父，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上映乡的杨先生，来深圳5年。他说，大量的老乡选择到深圳打工，与当地的贫穷有直接关系，“家里种地不值钱”，乡里青壮年劳动力大都选择到公明找工作，“其中包括了一些过早辍学的十五六岁孩子，他们大多因为家里没钱供上学，另外一部分是读书读不下去”。
他说，在公明街道办打工的老乡他比较熟悉，对于“犯事”的老乡，“我们年长的上映乡人，也经常谈这些不争气的老乡，但也很无奈”。
没有工作他们偷和抢
这些过早辍学的十五六岁老乡到公明找工作，但劳动部门规定工厂只能接收18岁以上的劳动力，加上一部分“小老乡”“没有身份证，文化又低，名字都不会写”，工厂将他们挡在了门外。另外，还有一部分“小老乡”则是认为工厂上班太辛苦，来钱慢，不愿到工厂上班。
于是，来公明找工作的老乡随后分流成了两个“分支”。除一些稍微有些文化，或是有假身份证的“小老乡”得以进入工厂上班外，“另外近一半的‘小老乡’，就在公明玩”，“所谓的‘玩’就是在公明混，大约有两三百人”。为了生存下去，这些人偷和抢。
2003年上半年，在公明区域很有号召力的天等县上映乡一许姓男子，“摇旗呐喊”后，这些“小老乡”开始汇集在其手下，逐渐形成了一个犯罪团伙。
2004年阿星曾为这些人煮过四五个月的饭。前日，阿星自首时曾回忆说，“这个老大很讲义气，喝香吃辣的都有‘小老乡’的份，所以很多找不到工作或没有工作的‘小老乡’，都投靠到他手下”。
这些“小老乡”开始在许某的指挥下，在公明区域大肆抢劫，遇到事主反抗，就将对方砍伤，甚至砍断对方的手脚，“这些老乡因此背上了‘砍手党’的恶名”。
昨日，多次参与打击“砍手党”，熟悉“砍手党”犯罪团伙的公明派出所刘警长介绍说，他们抓回来的很多“砍手党”成员都很年轻，“他们在老家都没有前科记录，但到这边后就变坏了”，这些“砍手党”，“很多都只上过两三年级，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有的甚至没有名字，只有一个绰号”。
砍手党“孩子”作案手段残忍
“但就是这些‘孩子’，作案手段却很残忍，往往先伤人再抢！”昨日，刘警长说，这些“砍手党”成员主要在15岁到25岁之间，但“砍手党”成员和其他抢劫的犯罪嫌疑人不一样，绝大多数先是将事主砍伤后，再抢走事主的财物，作案手段非常凶残。
2003年下半年，“砍手党”在 公明区域作案频繁，异常猖狂，“派出所曾做过简单统计，发现当年公明发生的80%的案子，都与‘砍手党’有关”。“我们每次出去抓捕后，10分钟内一定要撤离现场，我们担心他们召集起来报复”。
部分砍手党流落珠三角
这些散伙的砍手党成员散伙后去了哪里呢？阿星的姑父说，其中一部分砍手党成员开始进入工厂安分上班，但另外一部分因为文化太低，工厂不愿意接收外，则选择回天等县老家挖锰矿去了。
刘警官不无担忧地说，其中少部分不愿打工的“砍手党”成员，后来流窜到东莞等其他珠三角城市，“他们依然会危害这些城市居民的安全，要彻底杜绝他们再犯罪和避免天等县上映乡即将走上社会的青年犯罪，这已不是警方力所能及的事情，这需要很多部门的努力，甚至是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变化……”
“我爸跟他没有仇”
死者女儿称恨阿星也没用
穿过洒落着香纸灰的天井，记者找到了郑炳荣的家，他的牌位竖立在大堂中间。7月7日夜，一直拒绝加入“砍手党”的阿星在距此处不远的工厂宿舍里捅死了他。上大学刚放暑假回家的大女儿，就亲眼看到自己的父亲躺在了血泊中，至今都无法接受这个现实。
“他怎么会杀死我爸爸，又没有什么仇！”小女儿郑爱璇说，她也和妹妹一样，想不通！据了解，郑爱璇读完中学就在村里的工厂上班，她和父亲的工作是家里的主要收入来源，郑炳荣还有一个大女儿，现在汕头读大学，妈妈主要在家里做点家务。
郑爱璇说，她以前中午和晚上都会到爸爸上班的厂里吃饭，所以她对杀死父亲的阿星也是有一些印象的，“阿星来厂都不到一年，平时跟我爸也是有说有笑的，即使有意见也都只是工作上的，何必要对我爸爸下毒手呢？”
据了解，则凯织袋厂的老板和他们家是远方亲戚。郑爱璇回忆说，阿星是前几天主动提出要辞工的，当时老板也已经答应了，在辞工过程中，她爸爸都没有发表什么意见。而至于阿星是否有部分工资被扣押，也根本不关她爸爸的事情，因为这些都是由老板来决定的，所以她觉得阿星是错怪爸爸了。
“现在爸爸死了，家里只剩下3个女人，我都不敢想今后该怎么办。”郑爱璇说:“对阿星恨也没有用，父亲都已经死了，我相信政府会公正处理的！
少年杀人犯“阿星”带来的思考
去年《南方都市报》报导的小民工阿星手刃工厂主管事件，一时引起举国瞩目，不但引发热烈讨论，更为人们留下许多的叹息和思考。
年纪轻轻的阿星，离乡背井进城打工，面对许多已沦落为“砍手党”抢匪的同伴们的多次邀请加入，始终严加拒绝，宁可靠出卖体力挣口饭吃；但是因着打工地方的主管一再对他克扣工资以及出言辱骂，终于忍无可忍，一怒之下举刀杀了工厂主管，然后向公安局自首。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一不小心，还是和我那些同乡们一样了”，“好像逃不开这张网”。为甚么要剎人呢？“打工四个月挣了2000 多元，可是工厂只发给我600 元”，“还有主管对我吼叫的那些很难听的话”。多么可悲！一个人丢了性命，一个人进了牢房！
其实今日生活中“阿星”们并非只是少数。生活的艰难，对前途的绝望，遭受不公平对待自觉申述无门，以及心理的严重失衡，都使得新生代民工们更易于强烈地反作用于社会，存在一定的仇视甚至报复社会的心理，容易出现以暴力或非法手段来获取更高社会经济地的倾向。
阿星杀人的悲剧，给社会留下了一连串的思考：为甚么那些坐拥汽车洋房的老板们能如此大胆恶劣的盘剥克扣别人的血汗所得？为甚么有那么多人口袋里不过是多了几张钞票，就变得对不尊重他人的基本人格习以为常，尤其是对比自己地位处境更差的人？阿星杀人固然要接受法律制裁，但是那些欺负他们、侮辱他们的“大款”们难道就能逍遥法外？“阿星们”想走的正路在哪里？对那些离开资源缺乏的农村，离乡背井到城市寻找就业机会的民工们，难道永远逆来顺受、忍气吞声，并且连子女都永无出头之日，才是他们该接受的“宿命”吗？
在付出许多沉重的社会成本后，今日的中国开始正视起民工们的问题来了。这从许多有关民工生存、生活的电视剧在神州大地的热播可见端倪。然而当我们仔细思量这个群体，以及如何和他们互动，并如何为他们描绘明天时，才发现其实是在检讨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文明，以及我们自己基本的为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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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感恩的心 于 2008-10-29 09:20 编辑 ]
